一文看懂 知識產權專利侵權訴訟中，合法來源抗辯的審查標準
知識產權法上的合法來源抗辯，本意在于保護商品流通中因不知情而使用或銷售侵害權利人知識產權的善意第三人，以平衡知識產權權利人與善意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合法保障專利權人權益的同時，促進商品流通。
如果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在法律實踐中被濫用，會嚴重損害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
“合法來源抗辯”最早出現在2000年《專利法》的第63條：“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能證明其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2008年《專利法》第70條，在原“使用、銷售”的基礎上，增加了“許諾銷售”。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5條對于該條款作了進一步細化規定，包括對于“不知道”、“合法來源”的認定，以及對于具體責任承擔的形式都作了規定。
對于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規定，包括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這兩個條件。主觀要件要求侵權人是主觀善意，即不知道侵權產品是侵害權利人知識產權；客觀要件是侵權產品是合法取得，而不能是非法或不正當途徑獲得。
主觀要件“不知道”與合理注意義務
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要件是指侵權人不知道所銷售的產品是侵害權利人專利權的產品，這是合法來源抗辯制度適用時最困難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5條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不知道”是指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根據該規定，侵權人如果具有以下兩種主觀狀態，都無法主張合法來源抗辯：（1）實際上知道侵權；（2）實際上不知道但是應當知道侵權。
第一種主觀狀態需要以客觀證據予以證明。
第二種主觀狀態“實際不知道但應當知道”則更像是一種事實推定，更依賴于法官的自由心證，這也恰恰是司法實踐中適用合法來源抗辯時最為復雜和不確定的地方。
在缺乏直接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應當結合如下事實因素，來作出侵權人是否“不應當知道”的推定：
（1）知識產權本身的知名度，尤其是涉及商標或著作權形象等。商標法領域，知名度一直是推定第三人“知情”的重要考量因素。
（2）雙方是否存在競爭關系。如果侵權人與權利人處于相同或近似的業務領域，則應當有比普通人更高的注意義務。
（3）雙方是否處于同一地域。如果雙方處于相同或相近的地域，則理應更容易知悉權利人的知識產權情況。
（4）侵權人本身的性質、規模及實力。一般來說，規模越大、經營越規范的侵權主體，理應負有更高的合理注意義務。
客觀要件，合法來源
來源合法有事實認定兼具法律評價的色彩。
《商標法》第56條“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可知，該條款本身就明確規定了侵權人必須同時“說明提供者”的義務。
“來源合法”是指通過合法的銷售渠道、通常的買賣合同等正常商業方式取得產品。對于合法來源，使用者、許諾銷售者或者銷售者應當提供符合交易習慣的相關證據。關于正常交易，一般是指以雙方簽訂買賣合同為判斷標準，此處的買賣合同應充分考慮國內商品經濟的現實，不應苛求每起交易都提供完備的書面合同，如果能以其他相應的證據鏈條（如進貨憑證、轉賬記錄、發票、收據、維修記錄等）予以佐證的，也應當認定買賣合同成立。
合法來源抗辯中的舉證責任的分配
最關鍵的舉證事實就是“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屬于侵權產品。侵權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某個事實，這本身屬于消極事實，應當由主張消極事實的一方進行舉證，即應當由權利人進行舉證證明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侵權事實的存在。
現實案件中，如前所述，權利人實際很難直接舉證證明侵權人屬于“知道”侵權的主觀狀態，而往往是通過大量證據證明權利人“應當知道”侵權這一事實。由于“應當知道”屬于一種事實的推定，它本身屬于被法官通過內心確信“推定”出來的事實，所以這里面難免會有一定的灰色地帶與模糊性、不確定性。
在民事訴訟活動中，舉證責任永遠是一個“蹺蹺板”游戲，會隨著雙方舉證的具體情況而隨時發生轉移，法官完全有可能基于權利人的舉證情況而要求侵權人提供相反證據。
能否向侵權人主張合理費用
如果侵權人主張合法來源抗辯成立的，侵權人僅需承擔停止侵權的責任，而無需承擔賠償責任。而對于此時權利人是否有權向侵權人主張合理費用（如調查費用、公證費用、律師費用等）這一問題，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要旨（2019）》第7條：“銷售者的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既不改變銷售侵權產品這一行為的侵權性質，也不免除停止銷售侵權產品的責任，仍應承擔權利人為獲得停止侵害救濟所支付的合法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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