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樂知網小編 給大家分享 企業如何將創新力提升為競爭力；，從《創新及其不滿》一書看美國專利制度的新困境

企業如何將創新力提升為競爭力；

盡管國家大力提倡企業創新，一些跨國巨頭也一直視創新為成功秘訣，但國內的很多中小企業和企業家對于創新卻有一個現實困惑：雖然搞了不少創新，成果也有一些，但對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卻沒有產生明顯效果；有的甚至只是白白浪費了企業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并沒有實現創新的目的——從“創新力”到“競爭力”的轉化。

這種尷尬情況的出現，無疑對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是一種非常消極的影響。

那么，為何會出現這種事與愿違的創新困境？那些國際知名的創新型企業又是如何將“創新力”提升為“競爭力”的？分析和對比不同企業的創新行為就會發現，企業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以下幾個因素不可或缺。

首先是強化市場意識。

市場需求是企業創新成功與否的首要因素。

企業在決定搞創新之前，必須進行縝密的市場調查，在對市場需求有準確了解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從而保證創新成果與市場需求不至脫節。

其次是重視專利注冊。

了解市場需求為企業創新找到了準確的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擁有最終的成果，要想讓創新發揮作用，還必須要借助專利的幫助。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項核心專利很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技術創新，并形成創新的集群現象和簇射現象，并帶動一批新產品的誕生，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

這對企業可帶來兩方面效果：有利于促進企業多元化投資，獲取豐厚的利潤；掌握某些領域的核心專利，擁有該領域或產業的標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

再次是建立專利戰略。

對于企業如何實現“創新力”轉化為“競爭力”來說，前兩個因素是的前提和基礎，而建立完善的“專利戰略”，則是轉化的核心。

在全球擁有 “專利大戶”美稱的世界著名跨國綜合信息巨頭精工愛普生集團，據稱在開始國際化戰略的同時就制定了非常完善的專利戰略：第一，要在公司經營范疇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內大量申請專利；第二，申請的專利一定要有效地進行利用；第三，要建立強有力的信息系統以便及時進行查詢；第四，不僅尊重自己的專利，也要尊重他人的專利。

基于如此完善的專利戰略和高效的執行力，精工愛普生集團將一系列關鍵創新變成了專利，并成功實現了專利轉化和挖掘。

例如其在小型石英表領域注冊的大量基礎性專利，不僅成為今天所有電子表的“基礎專利”，而且通過對其他公司進行授權，該集團還獲得了大量的專利許可費。

正是利用這筆資金，集團又建立了研發基金，從而使企業的創新工作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才有了后來全球領先的打印業務和其他影像業務。

不僅形成了知識產權創造的良性循環，而且令創新力轉化為競爭力，使精工愛普生集團從最初的手表制造商，成長為現在的跨國IT巨頭。

最后是構建知識產權文化。

這不僅是引導員工積極參與創新，并將創新變為一種自覺和長期行為的必要措施，也是企業真正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直觀體現。

知識經濟時代，生產方式由勞動密集型轉為知識密集型，決定企業實力的不再僅僅是資金和物資，技術、設計和專利等成為企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為了保護這種財富，就需要使用知識產權。

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并非只是捐助等“做善事”這樣簡單的含義，它除了道德責任外，還包含法律責任，而不能侵犯其他企業的知識產權就是企業作為社會公民，履行法律責任的重要表現。

所以，創立企業的知識產權文化，讓企業的每一個員工都尊重知識、尊重知識產權，可以培養職工的創新意識和提升創新動力，讓創新成為企業永恒的主題。

由此可見，以了解市場需求為前提，以龐大的專利數量為基礎，以全面的專利戰略為核心，以知識產權文化為推動力，將企業的自主創新行為導入“正軌”，“創新力”就可以真正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力”。

企業創新不是一時沖動，更不能急功近利，只有領悟了創新的真諦，創新行為方能實現商業成功。

（中國經濟周刊　李金

從《創新及其不滿》一書看美國專利制度的新困境

《創新及其不滿——專利體系對創新與進步的危害及對策》iii是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教授亞當·杰夫和哈佛商學院教授喬?！だ占{討論當前美國專利制度運行中出現的結構性缺陷的一本學術著作。

二人認為，從創新體系角度看，目前的美國專利制度已經成為“沙子”，阻礙著創新車輪的前行。

他們甚至認為，美國當前專利制度運行的現狀或許只有專利制度發展史上廢棄專利制度的“荷蘭危機”時期才能與之相比。

此書盡管在一些觀點上比較偏激，但卻較為準確地把握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專利制度的問題，特別是，作者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專利局iii對專利制度運行的多方面的影響，視角新穎，發人深省，值得各國專利審查機構借鑒。

美國專利制度往往被認為是運轉最為良好的、對創新起到了有效激勵作用的制度。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從歷史角度看，作者同樣認為，美國從一個“窮鄉僻壤般的殖民地發展成世界領先的經濟和技術強國”，“專利系統(制度)”在“這種演變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但是，對現代美國專利制度，作者則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作者認為，目前，“專利爆炸”已經使美國的創新主體乃至創新體系陷入了困境。

特別是，盡管美國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激增，但卻沒有反映“美國創造力的急劇增長”，相反，“取得專利權速度的快速增長伴隨著價值可疑的專利授予的激增”。

從國際授權專利角度看，上世紀9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也就是他國)得到授權的源于美國的專利數量增長率不到美國專利商標局批準的專利的增長率的一半iv。

作者認為，這從某種角度上表明了美國專利商標局授予了大量“明顯無價值”的專利。

而這些專利導致了專利訴訟也呈爆炸式增加，不僅使正常的創新受到“無價值”專利的限制，增加了真正的創新的市場風險，也增加了創新制度運行的成本。

作者把出現這一現象的制度性原因歸結于美國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采取的“親專利”政策，或者說對傾向于保護專利權人的政策。

這既表現為對于專利保護條件的降低——例如，不再要求發明必須有“天才靈光的閃現”，也包括不斷擴大專利保護的范圍——例如，對商業模式等的創新也可以納入專利的保護范圍乃至“陽光下人的一切創新”幾乎都可以受專利制度保護，從而嚴重惡化了專利申請的質量，急劇擴大了專利申請的數量，確立了錯誤的或者說有偏差的創新政策導向。

作者同時認為，急劇擴大的專利申請量、不斷擴大的專利保護的客體也造成專利制度的關鍵環節——專利局應接不暇。

從實際情況來看，作為聯邦機構的專利局在應對這種局面上顯得十分無能，在技術上、激勵措施等制度上反應遲緩，由此又造成了專利授權質量大幅度降低，大量“明顯無價值”的專利涌向市場，又成為破壞正常創新過程的炸彈。

政策導向偏差加之支撐體系無力，造成了專利制度事實上已經成為阻礙創新的制度，對“創新和進步”產生了“危害”。

具體來說，作者認為，目前的專利制度運行的主要癥結就在于“親專利”政策使專利訴訟“不斷升級”，造成專利制度無法保護真正的創新者。

專利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度保護，導致專利在公司競爭戰略中的定位發生了轉變：專利不再是傳統上的“防御性武器”，轉而成為“攻擊性武器”。

CAFC(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表明，專利權人更容易勝訴v。

這大大激勵了專利權人申請專利、提起訴訟的積極性。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訴訟“激增”。

這種訴訟所形成的風險導致公司傾向于投入專利的“軍備競賽”——以大量的專利來實現交叉許可，進而獲得市場安全。

但是，這種交叉許可事實上形成了市場壟斷，大的公司之間往往不需要相互支付許可費，而對于“新進入”的、“小”公司來說，由于缺乏交叉許可的專利資源，則往往被排除出市場。

或者說，這類公司必須靠繳納昂貴的專利許可費來換來生存——而這往往是它們無法支付的，即便是“財力最雄厚的風險投資家的資助也無濟于事”。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新技術的擁有者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之前的專利技術，由此，往往被迫簽訂交叉許可協議，以避免訴訟，這就使專利喪失了意義，因為新技術的專利不能給這些新生企業帶來真正的市場壟斷。

同時，“親專利”政策也導致了過多過濫的專利和糟糕的專利授權質量，這造成了創新乃至新技術市場化前景的不確定。

作者認為，從市場競爭所需要的產權界定角度看，“好籬笆造出好鄰家”，授權專利必須清楚地界定發明者的權利。

而現有的專利權往往是“模糊的”或者是“模棱兩可”的，從而使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專利權人可以“嚇退”其他的競爭者。

一些企業則在專利申請策略上利用連續申請制度不斷“擴展”自己的專利權范圍，并且結合技術標準制度，造就了本來不應有的巨大的市場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后來者的創新。

不過，對于是否應該實行“親專利”政策，作者僅僅從國內市場競爭及創新成果的進步角度來看問題，沒有從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國與國之間的激烈競爭角度來分析美國實行“親專利”政策的原因。

在作者所引用的觀點中，則有不少立足于和日本競爭乃至和中國“國有企業”的戰略應對的角度反對改變“親專利”政策的觀點。

例如，關于美國專利審查過程中的保密制度，有人就認為，“美國專利系統(制度)支持私有財產、個人創新和設計創新，并且為企業家打開機會之門。

”而“日本沒發明什么東西”，卻“多年來一致試圖破壞”美國的專利制度，他們一直都要求“每一項發明的所有細節”“公開”。

從而便于利用這些“很有價值的信息來源”。

與這些人的觀點不同，本書作者把目前昂貴的專利制度難以實現改革的主觀原因主要歸結為專利律師的強大游說力量和大公司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驅動，正是他們共同造成了專利制度改革無法實現變革。

不能不說，作者的觀點十分深刻，特別是，將專利制度改革的困難歸結為那些技術密集型的大公司，可以說揭露了美國專利制度癥結的根本“病因”。

事實上，如果和國際專利制度變革的現狀參照來分析，可以說，這些大公司不僅不是作者所期待的那種能真正促進創新的專利制度的推手，反而是推動專利制度不斷向成本昂貴化、保護客體泛化，專利授權標準不斷降低的趨勢發展的“元兇首惡”。

作者敏銳地看到了現有專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對真正促進創新的專利制度的阻礙，但卻無能為力，只能哀嘆，在美國，“為什么改革如此困難？” 書中的亮點之一是兩位作者對美國專利局應對挑戰所存在的客觀和主觀問題進行的精辟的分析和尖銳的批判形式。

其主要觀點是“專利局甚至沒有假裝查明申請創意的創新性或有效性”，“同一發明被授予大量專利，”甚至“對那些幾十年前做出的發明授予大量的專利”。

可以說，專利局“正在制造大量的壞事”。

當然，客觀地看，“壞事”首先是國會和聯邦法院實行的“親專利”政策制造的，是這樣的政策導向使專利申請大幅度、不正常地增加。

不過，作為直接服務公眾的專利局，當然也必須對“壞事”負責。

那么，專利局做“壞事”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專利局預算不足。

從預算角度看，美國專利商標局的收入并不能全部用于專利審查工作，而是要有相當部分納入聯邦預算。

這首先導致了專利局沒有錢聘用足夠的審查員。

美國專利審查員每年處理的申請超過了100件，審查員們的勞動強度幾乎是歐洲專利局同行的兩倍。

同時，從專利審查員的收入角度看，由于預算不足，也無法有效留住那些熟練的審查人員。

一個新入職的審查員一般需要有專業領域的學位，并且還需要有工作經驗或者研究生學歷，甚至擁有博士學位，每年的收入只有53，000美元，工作20年后，才有希望拿到100，000美元。

普通審查員的平均工資是60，000美元。

相比之下，一個專利或者知識產權專業領域的法學院的畢業生參加工作(到律師事務所)之日大概就能拿到150，000美元vi。

由此，美國專利局人員流失率達到了歐洲的6倍。

2001年的統計數字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審查員在專利局工作不超過兩年。

其次，專利局工作任務定位失誤。

按照傳統的信條，專利局的工作任務應是“頒發有效的專利”。

隨著“親專利”政策的推行，專利局的任務實際上轉變成為“幫助客戶獲得專利”。

這使審查員把自己的客戶限定為直接使用專利制度的公司和個人，審查工作偏離了專利制度的根本宗旨，導致了重大偏差。

在受到廣泛批評之后，專利局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務：“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使專利申請處理的時間最小化”。

但與專利法的宗旨相比，這仍然存在明顯的偏差。

作者認為，“確保所頒發專利的有效性”才應該是專利局的核心任務。

這事實上表明，專利局審查工作如果完全以直接客戶的需要為導向，容易導致降低授權質量，從而使專利權的界限模糊，穩定性差，阻礙創新。

再次，專利局內部管理制度導向錯誤。

特別是，專利審查員的記點方式導致了審查員更傾向于寬松地對待申請人，從而導致過多過濫的專利授權。

例如，在完成一個申請案的“一通”時，專利局為審查員記一個點，而后，在申請最終被批準或者被駁回時，再記一個點，由于申請人可以根據對自己的申請進行修改并提出申訴，這就導致獲得第二個點的相對比較難，由此，審查員自然不愿意過多地和申請人糾纏，干脆授權了事。

從美國專利商標局的現實來看，這種導向錯誤的激勵措施不僅“削弱了審查員保證專利質量的士氣，”還對其文化氛圍形成了深刻影響。

書中引用審查員的一些網上言論表明了這一點： 有審查員說：當我最初開始在這里工作時，我被告知“當懷疑時，應該拒絕”，就試著拒絕，現在------“當懷疑時，應該批準”，就找個理由批準。

有審查員說：嗨，無論好專利還是壞專利，管理層都付錢給你，是吧？為什么你要與管理層爭呢？ 有審查員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文化目標。

如果審查員沒有授予足夠(多)的專利，他的上級就會抱怨，并且使他感覺自己是一個古怪、直腸子、保守和吝嗇的家伙。

有審查員說：審查員對自己工作如此辛苦很驚詫。

而且審查員還會驚詫于為什么老板總抱怨他，而且代理人也總批評自己，那些代理人還會摔東西，所以干脆不要拒絕(授權)好了。

在這種氛圍下，專利局想提高專利授權的質量和穩定性談何容易！ 最后，專利保護范圍的無限擴大使審查工作無法從容應對。

這主要是指包括商業方法在內的許多新興行業被納入專利保護范圍，而專利局對于諸如軟件和商業方法甚至金融期貨等這樣的專利申請既缺乏足夠的文獻支撐，也沒有擁有相關知識背景的審查員，由此造成一些甚至非?；闹嚨膶＠皇跈唷?br />
另外，作者還對專利局多次發起、而又往往無疾而終的自動化項目進行了批評，包括EAST和WEST系統所導致的混亂，都影響了專利授權的質量。

作者列舉了包括“專利局機械化訪問和分類技術項目”等多個陷入了失敗的大型項目，但卻沒能指出原因。

這恐怕只能“歸功于”美國式的官僚制度了。

作者認為，所有的困境之間都是相互勾連的：正是國會濫用專利制度，認為專利制度可以保護一切發明，導致了專利發明越來越“無奇不有”，從軟件、商業方法，到早已經成為家常食品的三明治都能夠申請專利并獲得授權vii；也正是由于CAFC傾向于保護專利權人的司法政策，使攻擊專利權的有效性變得益發困難，使專利訴訟迅速膨脹，同時也激勵了“爆炸”式增長的專利申請，由此也造成了同樣是爆炸式增長、但卻質量很差的授權專利，這些質量很差的授權專利又成為攻擊競爭對手的有力武器，攪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導致了創新體系的崩潰。

專利制度已經不是什么天才的“利益之油”，而是“沙子”，時刻磨損著創新制度的車輪靈活運轉。

最終，全書的焦點指向是專利授權的穩定性。

也就是高標準、高質量的專利授權。

作者認為，只有對申請人不那么“溫和”和“友善”的專利授權制度，才能確立正確的創新導向和專利申請的導向，解決目前的困境。

作者提出了幫助專利局改善授權質量的建議包括：增加對專利局審查過程的資源投入；設立授權前異議制度，幫助專利局掌握外部信息；重塑真正有效的專利復審制度，給予競爭對手證明有爭議專利無效的機會；擴大法官在解決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即我國專利法中的創造性)的技術問題中的職權等等。

同時，作者還對美國專利商標局質量監察部門不受重視表達了不滿，隱含著對加強質量檢查的支持。

另外，作者分析了各種不同類別的專利特點之后建議，對于不同類別的專利可以實行不同的保護。

例如，既然藥品專利保護期限可以延長，那么對于一些商業方法專利的保護是不是可以縮短？ 作者的觀點當然不是最新的。

事實上，不僅傳統上一直存在反專利制度的勢力，美國專利制度自上個世紀推行“親專利”政策之后積累的弊端也已經日益顯現并廣為人所詬病。

以“Bilski”viii、KSRix等案為標志，美國專利授權的授權范圍、授權標準已經開始向更加嚴格轉變。

可以說，作者的呼吁在美國知識產權界得到了實質性的響應。

不過，作者著眼于專利制度的宗旨，圍繞專利權的“可專利性”的標準和授權的質量展開對現行專利制度的批判的視角仍然是值得借鑒的。

專利戰略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張長興：知識產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高級顧問 專利戰略，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張長興：大家下午好。

我發言的題目是“做好專利服務工作，全面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知道現代的專利體系構架主要由三部分構成，第一個就是專利權的生產單位、企業研究機構、大專院校等等；第二就是中介服務單位，就是知識產權代理機構以及其他服務機構；第三是國家公權力這塊，是專利權的行政批準、無效以及糾紛的處理和法律救濟單位。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人民法院，以及專利代理機構都是為專利權的高質量生產服務的，所以做好專利代理工作，全面提升中國核心競爭能力，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就是專利代理機構的一個重要任務，但是我們要做好這項工作又必須要研究專利保護的國際發展趨勢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國際保護發展趨勢是什么呢？我以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專利聯盟的形式執行專利保護的先行戰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計算機、通訊、生物工程、微型技術以及新能源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當中取得領先的地位，他們不惜花高額的專利申請費用，在具有潛在市場的國家申請專利，搶占地盤，劃地為牢，選擇時機和地域聯盟，迫使競爭對手屈服。

第二，擴大專利制度的保護范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改變了計算機軟件被排除專利保護范圍之外的傳統做法，日本、美國都修改了專利審查基準，明確對軟件保護的審查原則，加強對計算機軟件的保護水平。

第三，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變化，以及保護期限的延長。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制藥業越來越依賴專利制度對其產品的保護，西方發達國家對此十分重視。

一種新藥的投資往往以十億美元計，時間往往長達10年左右，但是藥品的仿制是比較容易的，所以專利保護的不力往往給開發者造成巨大的損失，所以要求延長藥品的專利保護期限，并且要求提高藥品的強制許可條件。

這也是我們一個趨勢。

第四，強化專利侵權的懲罰。

這是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一項重要原則，這個原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成員國可以規定刑事程序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的其他情況，尤其是故意侵權，并且具有商業規模的情況，這就意味著故意侵犯專利權，并且具有商業規模的情況下有可能被指控刑事犯罪而送上法庭；第二，建立因侵犯專利權的問題產生的爭端的解決機制，也就是說爭端的雙方已經不再可能是專利權人和被控侵權人，而是專利權人和被控侵權人所在的兩國政府。

第五，普遍原則代替屬地原則。

屬地原則是巴黎公約第六條第三款規定的一項普遍原則，但是隨著國際貿易與法規的整合，特別是電子商務的發展，有觀點認為屬地原則已構成了貿易障礙，應當以普遍原則予以取代。

第六，專利審查的國際化。

專利審查的國際化又稱世界專利，是打破傳統專利制度所規定的地域性限制，由若干國家負責專利的審查與授權，其他國家承認其審查結果的專利審批制度，這實際上是在推行專利權交易計劃。

為了推動專利審查的國際化，最終實現這個世界專利，美國、日本以及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舉措，開通了專利審批的高速公路。

這種可能性并非聳人聽聞，在本世紀初知識產權局對這個做了很深入的討論。

第七，民間的整合努力。

政府間的整合曠日持久，所以促進了民間整合的發展，特別是商務電子時代的到來，尤其是如此，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自律規范，二，授權契約，三，爭端處理，必然會對政府間的國際談判產生影響。

第八，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蔚然成風，一些發達國家都已經制定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包括美國、英國，特別是日本還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的原則，當然中國現在也已制定發布了知識產權戰略綱要。

上述的國際發展趨勢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中國專利保護面臨的現狀是什么，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盡管國民專利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總體水平與國家發展的需求相距甚遠。

第二個方面，近期專利申請量雖然大力增加，但是高科技特別是核心專利缺乏，這個圖是2001年高新技術領域國內外發明專利申請所占的百分比，大家看優劣的事實一目了然，大型技術，核心專利技術少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

第三個方面，跨國公司的高科技領域的專利布局基本完成，對國內企業的專利戰進入高發期。

耳熟能詳的，6C聯盟和3C聯盟發動的專利戰，已由中國國內DVD生產廠家交納專利費而告一段落，外國廠商還對中國的電視機、優盤、光盤、數碼相機生產商提出了征收專利使用費的要求。

所以總體上看，對中國企業發動專利戰的外國企業將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

第四個方面，中國的企業對專利戰的繁多的類型和復雜的程度，心理準備不充分。

這些專利戰有以下幾種形式，第一，產品獨占型，第二，放水養魚型，第三，殺雞儆猴型，第四，塑造先例型，第五，經營獨占型，第六，各個擊破型，第七，訂單剝削型。

第五個方面，海外專利申請數量不能適應自我發展和競爭的需要。

應當說中國海外專利的申請量雖然逐年增加，但整體上還不能適應自我發展和競爭的需要。

第六個方面，海外知識產權訴訟增加。

盡管在中國知識產權訴訟中涉及海外的訴訟不足5%，但是涉案的標的之大和影響的程度是不能忽視的，特別是中國已經連續五年成為美國337調查最多的國家，內容已經涉及技術信息、生物醫藥、化工等多個行業和領域，涉及的企業也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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