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樂知網律師 給大家分享：新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介紹，新時代知識產權審判制度介紹。

新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介紹

在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音樂作品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除了流媒體平臺，短視頻、直播平臺，以及線上KTV、智能硬件等都大量使用音樂作品，但音樂權利人從這些新興市場獲得的版權回報卻并不多。

“特別是短視頻和直播，對音樂的使用量非常大，而對音樂版權的付費比例卻非常低，在杭州舉辦的中國國際著作權集體管理高峰論壇上，太合音樂集團劉鑫直言音樂人的窘境，并提出希望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幫助音樂公司進行音樂作品的統一管理、授權，系統解決直播等行業音樂正版化難題。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是全球關注的熱點。

在我國，經過多年努力，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經成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中國特色版權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是今年，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2－2035年）》則明確提出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加強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支持和監管，備受業界關注。

如何支持、監管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完善集體管理制度，引發業界探討。

如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已從單純的收費分配機制發展到多功能版權保護機制，法律規制逐步精細化。

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加強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支持和監管？ 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如何進行收費是重點。

加強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支持，我認為要引入延伸集體管理，并在適當的領域引入強制集體管理，比如卡拉OK領域，同時建立一個所有集體管理組織都可以共同使用的在線管理系統等。

在加強監管方面，應建立透明制度，完善會員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權利人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以及科學高效的版權糾紛解決機制、機構等。

林秀芹在論壇上表示，要科學落實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相關配套制度的修訂，比如使用費費率，法律沒有具體規定，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有所作為，同時對標國際先進經驗，進一步加強內部治理，充分保障會員的權利等。

為規范卡拉OK行業推出多項有效措施，推動在浙江建立卡拉OK健康的版權秩序和良好生態，形成了“浙江經驗”。

對于如何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浙江高院陳為建議，應盡快修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實施條例，因為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對于視聽作品、視聽作品作者、制作者獲酬權都做了相應修改，這樣的修訂應用在司法實踐中，將會使已趨于正常的KTV著作權市場秩序受到沖擊。

相應著作權行政機關應加強對于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管，讓集體管理組織的數據更細致、精準。

國家版權局聯合文化和旅游部出臺了《關于規范卡拉OK領域版權市場秩序的通知》，也是對其他領域著作權集體管理工作的指導原則。

論壇上，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與百家娛樂行業協會簽約，并向10家音樂廠牌頒發卡拉OK音樂版權貢獻獎。

據悉，音集協與代表文化娛樂行業的134家行業協會及團體進行了集體簽約及合作，協議總金額突破3.95億元。

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出面，與作品使用者進行集體簽約，給權利人帶來便利。

在劉鑫看來，音集協在KTV領域的全曲庫授權模式值得直播領域借鑒，他希望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和平臺方談判建立音樂作品使用收費規則，這對推動直播行業音樂正版化非常有意義。

在我國，關于著作權延伸集體管理與強制集體管理，一直備受爭議。

此次，新修改的著作權法賦予了錄音制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將對音樂產業及集體管理產生重要影響。

這涉及傳播錄音制品獲酬權的范圍以及傳播錄音制品獲酬權的實現，而錄音制品獲酬權應用場景非常多，如果不通過集體管理組織，權利人則無法向行為的實施者收取相應的費用。

那么，如何通過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這項權利呢？國外大致有兩種模式：一是強制集體管理，即權利人只能通過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這項權利；第二種是延伸集體管理，即以加入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量為基礎，如果加入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量達到了法律規定的代表性標準，那么該集體管理組織就可以代表非會員來行使他們的權利。

在國際上，對于傳播錄音制品獲酬權采用強制集體管理機制的國家較多，如法國。

至于我國將采用哪一種集體管理形式，王遷認為需要探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傳播錄音制品獲酬權的實現必須有賴于集體管理。

廣播和表演獲酬權方面，我國目前是自愿性集體管理。

中國傳媒大學音樂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志安則認為，錄音制作者獲酬權的落實如果沒有強制集體管理，可能會導致兩種消極現象：一是使用者在向集體管理組織繳費后仍需找到非會員繳費，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不能體現集體管理組織的效率優勢；二是使用者在向集體管理組織繳費后，無法精準找到非會員權利人，進而形成對非會員的侵權。

強制集體管理能有效彌補上述缺陷，由集體管理組織向使用者統一收取費用并進行分配，這樣既降低使用者侵權風險，又保證了權利人的權益。

新時代知識產權審判制度介紹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

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取得了四方面進展：保護的范圍和力度不斷加大，激勵創新創造的能力和效果更加彰顯，專業化審判體系和保護機制進一步完善，司法保護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受到了業界的廣泛關注。

近年來，我國各地法院堅持嚴格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努力健全公正高效、管轄科學、權界清晰、系統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切實發揮激勵創新創造、維護公平競爭、促進文化繁榮等審判職能作用，不斷提升知識產權審判質量和效率，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

各地法院也立足實際，創新服務保障舉措，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上海高院印發了關于《調整上海法院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管轄的規定》的通知，對該市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的管轄規定進行了細化和明確。

福建高院發布《福建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皮書》顯示，為規范統一裁量標準，加大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和源頭侵權的損害賠償規制力度，福建高院出臺了《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疑難問題解答》，推動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落地見效。

為進一步落實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細化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適用標準，山東高院在專項課題研究、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發布了《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裁判指引》指導山東省審判實踐，統一裁判標準。

知識產權領域新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發展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出了挑戰。

目前，知識產權審判范圍已經涵蓋專利、商標、著作權、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地理標志等權利保護以及不正當競爭、壟斷行為規制等相關案件。

此外，法院還審結涉及平臺“二選一”等新類型案件，積極回應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知識產權保護司法需求。

另外，法院還不斷健全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則，深入研究完善算法、商業秘密、人工智能產出物、開源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則。

上海高院發布的《上海法院知識產權審判白皮書》顯示，近年來，上海法院審結了一大批疑難、復雜、新類型案件。

比如，在廣州德立游艇碼頭工程有限公司與南充市園林管理處、中建三局集團有限公司等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中，法院通過“專利默示許可”的認定，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理信賴利益；北京金山安全軟件有限公司與上海萌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的審結，妥善處理了手機圖形用戶界面的外觀設計專利侵權認定等新問題，為同類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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