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樂知網小編 給大家分享 知識產權查詢在哪里查，知識產權根據什么戰略

知識產權查詢在哪里查

知識產權，又稱智力成果權，是指公民或法人通過自己的勞動而取得的創造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權利。

包括：關于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權利；關于表演藝術家演出、錄音和廣播的權利；關于人們在一切領域的發明權利；關于科學發現的權利；關于外觀設計的權利；關于商標、服務標記、廠商名稱和標記的權利；關于制止不正當競爭的權利以及有工業、科學、文學和藝術領域里一切其他來自智力活動的權利。

知識產權具有的法律特征：　　一是知識產權的客體是創造性的智力活動成果，它必須具有為人所知的客觀形式，并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予以確認；　　二是智力成果是創造人發揮自己的智力、智慧和艱苦勞動的成果；　　三是知識產權具有專有性、時間性和地域性的特征。

專有性，即排他性，是作者、發現人、發明人對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的專有性、排他性的權利。

如果法律沒有特別規定，非經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占有、使用他的智力成果。

時間性是法律保護知識產權的有效期限，期限屆滿即喪失效力。

地域性是知識產權的有效的地區范圍，任何一個國家所確認的知識產權，只在本國領域內有效，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不發生效力。

這種嚴格的地域性特征是由智力成果極易傳揚，又可利用而取得巨大經濟效益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知識產權根據什么戰略

一、 知識產權戰略根據權利主體不同可以劃分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業或產業知識產權戰略和企業（事業單位）知識產權戰略三個類別。

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就是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時，運用專利及其他知識產權制度的特性和功能，從法律、經濟和科技的角度，對有關技術創新知識產權的獲得、保護、實施和管理等所做的總體安排和統一謀劃，是企業從自身條件、技術環境和競爭態勢出發做出的企業技術創新知識產權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為實現創新目標而采取的有關知識產權的根本對策。

二、 （一）貫標啟動：成立企業貫標工作小組，制定企業貫標工作計劃，召開企業貫標啟動大會，對主要參與部門、人員進行貫標相關培訓。

（二）調查診斷：調查企業基本信息、組織架構、相關制度，診斷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現狀。

（三）體系構建：制定企業知識產權方針、目標，策劃企業知識產權職能架構，構建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系。

（四）手冊編寫：編寫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手冊，編制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控制程序、記錄表單。

（五）發文宣貫：頒布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手冊、制度、程序、表單，開展企業知識產權宣貫培訓，指導各個部門、人員正確理解和執行。

（六）實施運行：運行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填寫體系運行記錄，定期進行體系運行監測。

（七）內部審核：企業對其自身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進行審核，并對審核中的不合格項采取糾正和改進措施。

（八）管理評審：企業最高管理者就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系的現狀、適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以及方針和目標的貫徹落實情況進行評審。

三、 （一）為智力成果完成人的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調動了人們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和文學藝術作品創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為智力成果的推廣應用和傳播提供了法律機制，為智力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運用到生產建設上去，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三）為國際經濟技術貿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提供了法律準則，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作為現代民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完善中國法律體系，建設法治國家具有重大意義。

知識產權案中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標準

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是對權利人知識產權的嚴重侵害。

近年來，我國通過加強與完善知識產權刑事立法、頒布司法解釋等措施建立了比較系統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體系。

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標準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其是大多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

三種數額的基本概念 我國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對“侵犯知識產權罪”行為進行了規定。

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為例，我國刑法中規定，“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為其構罪要件之一。

在2011年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又對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犯罪中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商品的“貨值金額”進行了規定。

2004年12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一)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具體量刑標準進行了規定，量刑標準中涉及到了“非法經營數額”這個概念。

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對于已經銷售出去的銷售金額的計算，往往是以已經查清的具體銷售金額為準，并以此對行為人定罪量刑，在司法實踐中爭議不大。

而對于制造、儲存、運輸或者尚未銷售的貨值金額的計算標準，由于標準適用不統一及實踐中普遍出現的認定難等問題，司法困惑較大。

而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標準直接關系到行為人的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等重大問題，所以對其適用的確定性亟需進一步統一明確。

司法解釋的認定標準 根據《解釋》一中對“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對制造、儲存、運輸或尚未銷售的侵權產品貨值金額的計算有三種標準：標價、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和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

標價可通俗理解為標注在侵權產品上的的價格。

實踐中，有些反映的是侵權產品的價值，有些即可能反映的是被侵權產品的價值。

雖然這種方式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偵查辦理中，容易計算，但其本身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導致案件的處理結果的不確定性及不合理性。

用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來判斷非法經營數額，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對行為人構罪的一種推定。

實踐中是最能體現罪刑相適應的一種計算方法。

但該方法可能會存在一定問題，即侵權產品的實際售價越高，相應的產品質量也會越好，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應是更低，但犯罪嫌疑人卻可能因售價高而被處以更重的刑罰，反之亦然。

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這種標準雖然在實踐中爭議最大，但其制定具有一定的法理合理性。

實踐中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往往高于行為人的實際銷售價，該計算標準通過數額本身體現了侵權產品所附的知識產權價值，可以說是屬于更為嚴厲的刑事制裁標準。

另外，該標準具有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被侵權產品市場價格的公開特性也便于偵查機關調查。

這種方式的缺陷則在于可能出現計算出來的貨值金額數額過高，而以此為基礎的罰金判罰則可能超出合理范圍，不能充分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

非法數額的認定原則 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應選擇最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一種標準，而并不能依據偵查的難易程度確定。

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人大多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我國刑法對所有知識產權犯罪都并處或單處罰金刑，這也體現了我國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制裁精神。

筆者認為，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犯罪行為中獲利是有效遏制知識產權犯罪的重要原則，因此在認定行為人的非法經營數額時，亦應充分考慮刑罰對其的懲罰遏制作用，進而選擇合適的非法經營數額的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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