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樂知網律師 給大家分享： 天津出臺知識產權保護條例，如何實現大數據與知識產權的深度融合 。

天津出臺知識產權保護條例

日前，天津審議通過了《天津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下稱《條例》)。

《條例》將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對天津市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創新活力，營造尊重知識價值、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將產生積極影響。

據悉，《條例》設立了技術調查員制度，明確知識產權主管部門和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可以選聘專家作為技術調查員，參與知識產權案件調查，為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工作提供專業技術支持。

技術調查員的介入，可以大大增強行政部門查處專業性、技術性強的知識產權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為開辟便利快捷的維權途徑，《條例》明確了當事人可以選擇行政裁決、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等多元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途徑，使縮短一般性侵權糾紛的維權周期成為了可能。

同時，《條例》明確規定，知識產權主管部門和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應當建立統一的投訴、舉報平臺，公開投訴、舉報方式等信息，及時處理并答復；知識產權主管部門應當建立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受理維權援助申請，提供維權咨詢、糾紛解決方案等服務。

為提升違法成本，《條例》針對主要的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通過提高罰款額度的基點，設定了嚴于上位法的行政處罰；明確了對重復實施知識產權違法行為依法從重處罰；明確了知識產權信用監管制度，針對知識產權嚴重失信行為設定了相應的聯合懲戒措施，進一步增大了侵權違法的成本。

如何實現大數據與知識產權的深度融合

在當今信息社會，數據已成為一種國家基礎性的戰略資源。

作為一種容量大、類型多、應用價值高的數據集合，大數據的運用不僅是新技術發展的方向，也是推動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力。

近日，《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下稱《綱要》)，系統部署大數據發展工作。

《綱要》中提出的實現政府與社會層面的基礎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機制，將有利于打破各自獨立的數據資源窠臼，整合已有的數據資源要素，避免出現大量重復無序的平臺建設，以及因此而造成人力、物力等資源投入的浪費。

系統運用大數據將為社會、政府、企業提供服務，能夠強化大數據自身便捷高效的優勢，充分體現數據資源的商業價值，提升不同領域數據資源的獲取和利用能力，進而能夠引導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對大數據的采集、利用，豐富數據來源，促進平穩、高效的經濟運行機制的建立。

一個信息的時代，就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面對浩如煙海、來源分散的各種數據信息，若不能有效地對大數據進行采集、處理、整合，就無法充分地發掘新知識、創造新價值、進而擁有自己的市場優勢和發展潛力。

實施和推動電子政務和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不斷完善數據資源建設體系，整合社會公共服務數據資源，其目的就在于提升數據資源集聚和管理水平，形成最廣泛的合力來強化數據資源優勢，提高全社會對大數據的認知和利用效率，推動社會科技、信息乃至人民生活方式的不斷創新與提高。

創新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知識產權與大數據可以說是創新發展的兩大核心驅動要素。

作為國家實施創新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數據是一種新的技術變革，大數據對資訊信息的專業化采集、管理、分析及整理，對知識產權工作的開展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使用價值，為知識產權工作提供了廣泛的信息含量和技術支持。

同時，知識產權作為大數據創新技術的應用載體，兩者之間是互為資源、互為手段的辯證關系，彼此間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促進。

在《綱要》中，政府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機制促進了知識產權與大數據的深度融合，這種深度融合是我國當前信息技術發展的需要，為“互聯網+”和傳統產業的結合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作為當今信息社會的時代特征，“互聯網+”的良性、有序運行離不開相關領域中知識產權的發展與保護，我們已經看到，知識產權和大數據為“互聯網+”等新技術的縱深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知識產權能夠保障大數據技術滲透到市場經濟宏觀調控與微觀主體運行的各個發展階段，可以說，“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核心越來越體現在知識產權所能夠產生和發揮的主導作用上。

大數據的共享則會進一步推動知識產權在傳統行業和社會組織中的不斷擴展與延伸，通過對大數據資源的采集、傳輸、存儲、利用來優化知識產權的運用、保護、管理，也將會開啟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新動向、新業態、新局面。

如何看待專利法新增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于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保護專利權人合法權益等方面有何重要意義？ 此次修改的專利法規定了四種侵權賠償方法：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非法獲利、許可費的合理倍數以及法定賠償，確定賠償方法也是按照此順序依次進行的。

確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額原則主要有兩種，即補償性原則和懲罰性原則，補償性原則又叫填平原則，意在彌補權利人因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

在此次專利法修改前，我國采用專利侵權賠償的“填平”原則，其思想是通過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來確定賠償數額，但是由于專利權的無形性導致專利侵權證據難以獲得，證據不足使得我國大多數案件采取法定賠償，其數額一般低于“實際損失”，從而導致侵權成本低、專利侵權行為多發易發等現象。

專利法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在前三種方法確定的賠償數額上乘以一至五倍作為侵權賠償額。

懲罰性原則不僅補償權利人的實際損失，還要對故意侵權人進行經濟上的懲罰。

懲罰性賠償加重了故意侵權人的經濟負擔，對于遏制故意侵權行為具有重大意義，可以起到較好的警示作用。

此次專利法修改，我國從原本的補償性原則改為適用懲罰性原則，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突破，對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嚴厲打擊專利故意侵權行為，從根本上激勵科技創新具有重大意義。

在打擊故意侵權行為上，懲罰性賠償制度施行后效果將十分明顯，對侵權人來說，原本只是彌補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將自己的侵權所得全部交出，或者按照許可費的合理倍數賠償，專利法修改實施后將在上述賠償額的基礎上乘以一定倍數，將大大提高侵權成本，侵權的風險大于收益，會在較大程度上遏制專利的故意侵權行為，也將極大促進專利權的轉讓、許可。

根據修改后的專利法規定，什么情況下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新修改的專利法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規定為“對故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此次修改對于采用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了“故意侵權”和“情節嚴重”兩個要件。

但是新修改的專利法沒有進一步詳細規定什么行為屬于“故意侵權”以及達到何種程度稱為“情節嚴重”，這需要在專利法實施細則或者相應的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根據實際案件情形決定。

一般情況下，如果人民法院做出了專利權侵權裁決決定或司法調解書、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構做出了行政調處決定，或者仲裁機構做出了仲裁決定書，或者專利權人在向涉嫌侵權人發出律師函要求停止侵權行為并附以相應擔保措施后，侵權人繼續進行專利侵權行為的，則可以被認定為“故意侵權”。

如果專利侵權行為對專利權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非法獲利數額巨大或者產生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則可以認定為侵權行為“情節嚴重”。

此外，根據我國民訴法“不告不理”的原則，專利法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也應當以專利權人提出申請為前提條件。

在專利權人沒有明確提出懲罰性賠償申請情況下，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不能干涉當事人的選擇自動使用懲罰性賠償制度，這樣可以避免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濫用。

被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應當如何舉證？ 被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應當按照專利法的明確要求，需要舉證證明侵權人的專利侵權行為符合“故意侵權”和“情節嚴重”兩個要件。

一般來說，滿足“故意侵權”至少需要舉證人民法院做出的專利權侵權裁決決定或司法調解書，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構做出的行政調處決定，或者仲裁機構做出的仲裁決定書，或者被侵權人向涉嫌侵權人發出律師函并附以相應擔保措施。

對于“情節嚴重”，被侵權人可以通過列舉對方侵權行為持續時間長、侵權行為頻發、侵權產品數量多、對權利人造成相關專利產品銷售數量嚴重下降、經濟損失數額巨大，或因侵權非法獲利巨大、社會影響巨大等作為證據。

關于懲罰性賠償制度，國外的專利法是如何規定的？與我國相比，有哪些異同？ 在英美法系國家，都有關于懲罰性賠償制度配套的陪審團制度，通過陪審團評估來確定實際損失，以此確定賠償數額。

美國現行專利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了損害賠償救濟方式的兩種方式：補償性賠償和懲罰性賠償。

補償性賠償適用于一般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是在補償性賠償不能有效保護受害人和制裁主觀惡意侵權人的情況下適用的，賠償額是補償性賠償額的三倍以下，具體數額可以由陪審團或者法院決定。

除了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此次專利法修改還將法定賠償額由“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調整為“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提高了法定賠償額的下限和上限，這樣調整的主要意義是什么？ 專利法規定的法定賠償屬于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非法獲利、許可費的合理倍數之后的“第四順序”，是在前三種方法都難以確定賠償數額時才使用的方法。

由于專利侵權行為與產生損失的因果關系難以證明，侵權證據的難以取得以及可能沒有發生許可行為等原因，前三種方法在確定實際判賠時常常難以使用，所以很多專利侵權案件采用法定賠償形式。

此次修改后的專利法將法定賠償額由“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調整為“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上調了法定賠償額的上下限，這是落實中央關于實識產權嚴保護的重要舉措。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中國專利調查報告》，“賠償額度在10萬元以下和無賠償”所占的比例為72.1%，目前我國專利侵權賠償中采取法定賠償的比例較高，但賠償額較低，提升法定賠償額標準對于提高我國的專利保護力度意義重大。

同時，法定賠償雖然不是懲罰性賠償，但標準提高后可以使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額保持一致，不至于有較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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